【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着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4）商鞅变法：历史的意义与比较的视野 

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变法始终是最强音。魏国李克（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都在国君的支持下力行变法。只有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根基，而且影响中国的世道人心长达两千多年。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曾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者，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商鞅变法

公孙鞅入秦

商鞅本名卫鞅，出自卫国公室庶裔，故又名公孙鞅。最初在魏相公叔痤（？-前361）门下跑腿，任职中庶子（大约是侍从官之类），颇得赏识。公叔痤，就是当初挤走吴起的那位仁兄。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率领魏军大败韩赵联合部队，魏惠王亲自郊迎。公叔痤谦逊地说，我军取得胜利，不是我的功劳，全赖吴起当年培养的特种兵“武卒”，勇猛善战。这句迟到的公道话，给吴起的后人当即带来20万亩田地的赏赐。可是对于吴起本人来说，已经太晚了。次年，公叔痤就病重去世了。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商鞅有才华，“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临终病重之前，才向魏惠王极力推荐。由于此前缺乏铺垫和历练，不为魏惠王所采纳。公叔痤发狠话说，不用之，即杀之，为了魏国的国家安全，也不能让商鞅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理都懒得理。公叔痤死后，商鞅没有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前381出生，在位前361-前338）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商鞅于是来到秦国。

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入秦后，其变法的主张与秦孝公不谋而合，与秦孝公促膝而谈了好几天，深得圣心，于是秦孝公安排他与国内的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虽没有说服保守派，却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和治安联保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其实是对秦献公社会管控方面的基层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其次，建立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戮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者，官府没收为奴。商鞅的激励机制，不仅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而且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