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发布，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已经形成

　　羊城晚报记者 尹安学

　　贪官的心，再次被颤动。

　　11月9日，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发布，该宣言明确指出，要通过引渡、法律互助、返还腐败获得的非法收益等措施，防止一些国家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而中央纪委官网援引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消息称，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已正式运行，旨在推动打击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看来，这实际上释放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就是要加强海外追逃。

　　“两国之间即使没有引渡协议，也可以在APEC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对贪官的追查，加速引渡协议的签署。”广东一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深入推进反腐，必然会加强海外追逃，斩断贪官后路。

　　以前，某些贪官将潜逃海外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现在，这根“稻草”也正在覆灭。

　　出逃 从仓皇到“老练”

　　上世纪90年代，官员外逃骤增，一些贪官开始精心筹划逃跑计划，转移资产，妻儿先行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外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只形成了官员潜逃的“雏形”，一些官员还没有逃亡国外的意识，一般出逃比较仓促，携家带口也不多，出逃后资金少往往面临生计难题，“耗不了多长时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官员外逃骤增。1992年1月至6月，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为原宝安县财贸物资公司审批办理了大量进口物资指标，随后要求该公司经理李伟泉帮他和史燕青办理外国护照。随后，王建业、史燕青化名“李亚平”、“余芬”结婚，以夫妻名义申办到泰国探亲的护照。1993年7月4日，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后次日早晨，王建业从云南省西双版纳边境偷渡到缅甸，后逃到泰国。1993年9月20日，他被泰国警方抓获后押解回国。

　　潜逃多发让有关部门开始反思侦查手段，最高检察院在1993年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严格保守侦查秘密，防止侦查对象畏罪潜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员潜逃开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