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推荐阅读】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

　　谭翊飞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基本重申了过去五年的农业改革主张，但在具体改革政策上的争议将会继续。但当下中国农业面临问题更为尖锐，涉及农村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第三波”变革。

　　在国家图书馆保存本库的地下一层一个书架上，可以找到一本纸张泛黄的小书《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白底红蓝条作为封面的小书出版于1991年。今年年初，这本书风行一时，因为其中一位作者是李克强，当年他还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李克强负责写作第七章“农村工业化”。这也是他硕士论文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的经济体系中，乡镇企业“异军突出”。李克强把乡镇企业称为介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认为国民经济出现了三元结构的新局面。

　　“新兴部门”显然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到上世纪90年代，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形容“三农”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乡镇企业进一步衰弱，中国的制造业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之中，成千上万的农业劳动力被转移到沿海的工厂打工。

　　2001年，担任福建省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相比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负担沉重。在他初入仕途之时，就是杜润生执掌的“农研室”常客。到他博士论文完成时，中国的农业政策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从2004年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得到贯彻，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明显加大。经过近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两轮改革波段后，中国的农业政策再次面临变革。此时，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都有亲身研究农村问题的经历，以往并不多见。2013年以来，他们当初的著述再次引起热议，反映了民众对中国农业未来改革方向的关注。

　　土地始终是核心，它关系到农业生产的规模、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寡，并且同时影响城市的发展。

　　与十七届三中全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虽已将五年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逐步”二字去掉。但同样有待修改具体的法律法规，使改革落到实处。

　　虽然允许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是共识，但是规模经营能做多大？什么样的农村经营体系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流转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目前仍然争论激烈。到底实行一种加速推进城镇化、促进土地规模集中的政策，还是稳步推进，实行防止农民的土地被强制流转的政策呢？无论采取哪种倾向的政策，都可能会承受压力。

　　重组农业要素

　　一幅色彩鲜艳的农产品(7.65, -0.21, -2.67%)图片，被箱体内的白炽灯照射得十分逼真。这不仅是城市农产品消费的新趋势。它与产地相隔千里，代表着资本、土地、劳动力诸要素的重组趋势。在这张出现在北京地铁里的灯箱广告上，一家快递公司承诺为消费者在全球采购瓜果蔬菜。

　　近年来，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价高质优的农产品开始走俏，推动了产业界的投资农业的热潮，一些知名的企业或企业家纷纷投身农业，如网易投资养殖业，联想集团[微博]成立农业投资事业部，规划其农业投资路线图等等。

　　国内规模化资本和跨国资本进入一直是中央农村工作的权衡关节。大资本下乡必然会带来农业经营模式的变革，通过土地整治、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投入，一般而言，会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其中机械、种苗、技术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唯独土地成为最难获得的生产要素。于是，土地流转一直成为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一旦有积极消息传出，农业类股票应声上涨。

　　此外，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也在推动农业经营模式的变化，不过速度相对较慢。近年来农村雇工的成本也大幅上涨，更多的农业人工劳动将会被机械所替代。

　　在北方粮食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服务团队跨区作业，帮助专业大户进行收割。在南方丘陵地带，小型农业机械也得到较大面积推广。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少农民的数量，推动城镇化进程。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城市，逐渐转变为市民。相比往年，这些变化的宏观背景出现了积极变化。

　　2012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了345万，就业压力大大缓解，从总量上看，城市能容纳更多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另外，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国民全覆盖，虽然水平仍然较低，但一定程度上，土地不再被看作为农民的底线保障。

　　高端农产品的消费热潮、农村雇工成本上升、就业压力减轻和全国范围内的社保网的建立，这是近五年来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也必定会引起对农业政策和中国经济的重新思考，并推动政策层的变革。

　　规模的限度？

　　基于上述的种种变化，在主张改革的人士看来，一场不可阻挡的新农业革命正在发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正在被打破，而以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为核心、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农业正在形成。

　　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也正在这样做，积极推动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更有甚者提出要消除小农经济。他们认为，小农经济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发展的需要，通过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减少农民并富裕农民。

　　但是规模经营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法》的规定，土地流转包括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出租五种方式。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重申了这几种土地流转方式。对于外来资本来说，要投资农业，只有通过租赁的方式实现，而租赁合同受到合同法的约束，最长期限为20年。

　　对于承租者来说，为了获得稳定的经营预期，他们显然希望获得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最好能够允许购买土地。

　　现实中，不少地区在进行土地集中整治。整治之后，原有的土地边界便消失了，农户收回原有土地几乎不可能。土地成为了农户手中的一个数字记录。这种以平整土地的方式进行的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的性质显然会发生改变。

　　土地整治一般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对于大资本下乡，学界存在严重的分歧。温家宝离任前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阐述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文章，文章表达了鲜明的观点：“国家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的土地。”

　　反对的理由可能还来自意识形态。土地重新回到大资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