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习近平同志在海南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这一论断告诉人们，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没有完成时，当下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而且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此，40年前的基本经验依然有效，这就是“解放思想”。

连常识都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错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占据政治正确性的位置，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历史性地复出，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不过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已，却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现象，邓小平两次感叹：“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是震撼性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思想解放的首要之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摆脱一切陈旧教条的桎梏，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而不是教条理解。左倾错误之所以称为“左”，乃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而犯的错误。当时存在的所谓“两个凡是”（凡是领袖说过的必须坚持、必须照办）就典型地反映出陈旧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阻挡中国走改革新路的可能性。这样，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改革面临一种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但如果固守着一度被错误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思想不解放，困境便走不出来。

教条主义者不是主张“凡是”吗？邓小平机智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去批评之，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

如何解放思想？邓小平以身作则，他以自己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提出一个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多年来没有搞清楚，必须重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尚未形成，邓小平在与地方同志谈话时，一反“阶级斗争为纲”之思维定势，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思性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