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中两份前后矛盾的判决书，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的刘伟始终想不通，自己与这判决中提到的这笔50万的贷款有什么关联。而这笔贷款从办理之初到后来巨野县农村信用社起诉，再到法院判决，所有农信社文件和法院文书上签署的“刘伟”二字，也均不知出自谁手。

　　莫名其妙地成为贷款担保人，贷款成死账后，又在银行征信系统留下不良信用记录，刘伟的这种经历不是个案。在巨野县，还有被冒名者不是担保人，而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身背巨额贷款，成为借贷人。

　　按照一般信用社的管理规定，操作者把贷款做成死账，法院是个关卡。从理论上讲，这是最容易识别冒名贷款的审查环节，从传唤到起诉再到寄送判决书，都得直达当事人。但在此事件中的判决书上，均载明包括刘伟在内的三名被告人，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因而缺席判决。而诡异之处在于，刘伟并没有下落不明，他没有收到任何传票和判决书，更不可能在法院公告回执单上签字；而当他的银行卡因为“不良信用记录”原因锁卡，去法院查询时，竟然看到签署“刘伟”二字的两份不同的判决书。

　　新闻报道中，巨野县信用社贷款员刘玉萍承认是她操作的。一个小小的业务员，能够无视《农户贷款管理办法》的制度规定一路闯关，甚至打通法院的监管环节，让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闸门失守，农村金融秩序的薄弱可见一斑。

　　这种薄弱在制度层面，体现为信用社、银行、法院前置监管的全面溃败，它还体现在观念层面，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贷款员刘玉萍承认时的坦然。当然，这种敢于无视法律规则的金融秩序观，就像刘玉萍所言，“农信社的领导是知道这些事的”。它以一种潜规则式的方式存在，被管理者默认，被监管者接纳，进而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演。让人倍感无奈的是，这种规则的生命力还建立在轻而易举的切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