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兴大国并不等于争霸国
大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者。我们可以对国际体系中大国进行各种分类：全球性大国与地区性大国；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霸权国、争霸国与潜在争霸国。这些分类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从全球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一对大国关系无疑是霸权国与争霸国之间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塑造了国际关系史的主要进程，例如英国和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争霸主导了17、18世纪的欧洲政治；19世纪后期的英德竞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美苏竞争主导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
美苏冷战、争霸时期发生过多次对峙事件，而德国作为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线，也曾发生过多次差点擦枪走火的对峙事件，例如查理检查站事件最为紧张，如图所示，双方直接武装出动，装甲部队隔街对峙。
对于霸权国和争霸国之间的关系，许多人会提到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雅典和斯巴达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中的两个强国。斯巴达是一个军事色彩非常浓厚的、内向的大陆国家，而雅典则以民主体制、商业和海外扩张为荣。随着雅典的不断对外拓展，它成为了一个帝国。雅典的扩张首先危险到了一些小国，例如科林斯。小国的纷争最后导致了两大巨人的对立。科林斯在鼓动斯巴达开战时着重突出了雅典实力的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在反对雅典的问题上，你们宁愿奉行防御政策而不奉行进攻方针。你们极力拖延这场斗争，结果使雅典抓住时机，幸运地发展成远比原来强大的力量。”修昔底德的结论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根源在于雅典实力的增强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的确，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肯定会引起霸权国或者其他守成大国的紧张，两者都有可能想先发制人。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显然还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只有当新兴大国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并试图成为争霸国之后，才会导致它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性紧张。事实上，在二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中出现了许多的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德国和日本等。虽然德国和日本在战前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但是它们战败重建后，重新崛起为地区大国，因此也算是新兴大国。
在这些新兴大国中，德国和日本基本上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日本，在顶峰时期，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曾经达到美国的70%左右，甚至超过了苏联。虽然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过“日本威胁论”，但是两国在官方层面上一直是盟友关系。苏联一直是争霸国，而日本只是新兴大国，绝不是争霸国。相比之下，苏联只是在军事力量上和美国达到了基本的均势，但是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而言，它一直与霸权国相距甚远。那么，为什么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会成为争霸国？
二、成为霸权国并非所有大国的梦想
一般人认为，大国都想成为霸权国，享受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同时又是规则的领导者。但是，霸权国也意味着要为此提供成本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英国和美国都主张自由贸易体系，这是因为它们的技术发达、劳动生产率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维持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霸权国需要为此付出相当的成本。英国海军在全球打击海盗、后来制止奴隶贸易，本质上都是为英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体系创造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海军还曾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清朝政府的官员一起合作打击海盗，基本上清除了这一地区曾经十分猖獗的海盗活动。
因此，制定规则、维护规则和创造相应的实施条件，并不是只有收益没有付出的事情。包括在19世纪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也是如此。尽管英国作为一个25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拥有30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国，但是除了印度以外，绝大多数殖民地都是入不敷出的。英国不得不为此支付巨大的财政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