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写的是一种乡野之花，也可说是贾平凹一个心结之果。伴随著作者心结的释放，少有简单的快感，更多的是窒息与虐心之痛。读者不得不去思忖这个女孩在被拐卖后，是如何在一个小山村里完成自我蜕化的。

　　她叫胡蝶。穿着500元高跟鞋，城里房东说，谁会觉得你是乡下来的啊？至此，她已化作一种符号：从农村向城市进军的群体的符号。当黑亮爹把高跟鞋吊在井里时，她已经被拐卖，成为被拐卖群体的符号。当她去问老老爷，一个族长式的代表着法律、道德、权力的符号时，老老爷扔给了她一张星图。这使一直在墙壁上划道计算日子的胡蝶困惑，无法看懂老老爷的隐语：是天书，天启，还是让她认命？一句“只要配合，就会有幸福”，似乎答案揭晓：认命！

　　转换完毕，作者用黑亮的嘴给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的确，在传宗接代这个个人利益的最高级上，一切儒家的仁义理智信，法律的威严，全是扯淡。但，如果把城市与农村对立化，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城市和农村在拐卖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不是因为有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而有了拐卖。城市与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它们的载体。但这也只是一种表相。根本是贫富差距。深挖下去，农村与城市，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不同。认知不同的背后隐藏着文化的滞后问题。

　　把农村与城市比作两个平行平等的空间。“胡蝶们”的遭遇说成“空间穿越”，好像有戏说之嫌，但现实生活本身，我们无不在面临着这种“被动的遭遇”。情感的、文化的、地域的、物质的。而这种被动是大众化的、常态化的。太多时候我们没得选择，只能“执行”。其中有群体性的盲区所致，也与我们个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有关。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如果诚如贾平凹所说，我想，这个“胡蝶”用最温柔的口吻让我们感受一次最残忍的人性变迁。因为我看不到反抗，看不到痛苦，看不到屈辱、看不到觉醒，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说着与自己有关又似乎无关的事。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无所谓，那么理所应当，那么娓娓道来。如果这是我的错觉与武断，那么用另一种表述，可否说是痛苦反抗后对屈辱的冷静麻木，或者说冷静后麻木的善良？

　　这种穿越是被迫的，是以特殊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