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早报报导，山西晋城一名“黑老大”上周一（23日）出狱，上百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在监区外列队迎接、燃放鞭炮、设宴聚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山西警方上周五（26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将他以及另外九人逮捕。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程幼泽出狱时，在外面列队迎接他的有120名黑衣男子、六辆悍马、20辆路虎、30辆奔驰和两辆猛禽，还有36盘一万响鞭炮。

黑社会的高调与猖狂让中国社会寝食难安，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社会一时的失序并不可怕，最可怕这种暗无天日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就会让人民看不到希望。一方码头，一方市场更涉及国计民生，如果任由黑社会胡作非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得不服膺于拳头与权力，当份子钱与保护费，成为黑社会榨取民脂民膏的重要渠道，老百姓便处于水深火热的旋涡之中。

一般认为完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加强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避免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里的社会黑的政治因素，不真正促成民主政治转型，市场和法治只是空中楼阁，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黑社会问题。

说起打黑很容易让人想到2008年重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视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一年落马，曾引发全国广泛关注。有意思的是，2009年，海润老板刘燕铭找到了香港导演杜琪峰，问他是否有兴趣拍一部有关重庆扫黄打黑的警匪片，杜琪峰当时就答应了。随后刘燕铭联系重庆方面安排杜琪峰实地探访。 

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前后见了杜琪峰4面，安排打黑警官接受杜琪峰采访。杜琪峰回忆：采访很有趣，从早上八点多开始，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坐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每一个分局的局长都叫过来，每个人讲他们自己的行动，一个讲完了另一个再进来。王立军对杜琪峰说，我们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黑帮可以打击它，但整个政治架构一旦有黑的话，反而是最可怕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主题，但进入这个主题要特别小心。 杜琪峰提出采访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想法时，文强已经被抓捕，关在看守所里，等待法院审判。重庆方面说会考虑他们的这一请求，但需要时间等待。最终，文强被法院判处死刑，杜琪峰没能如愿。 

王立军所讲的整个政治架构一旦有黑的话，反而是最可怕的，可谓是一语中的。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严密控制型社会，黑社会离开公权力撑腰，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可能发展成燎原之势，成为为害天下苍生的社会肿瘤。但问题是采用什么方式去打黑才能真正有效，如果通过愚民教育的唱红讲经典塑造新时代的个人崇拜，言必毛主席语录式的反法治打黑运动，不经意就落入到一个更大的黑社会陷阱，这就是我在下文要讲的政权黑社会化。

事实上，权力充当保护伞只是一个漂亮的说辞，掩盖了专制政权一直是最大黑恶势力的真相。所谓的专制社会，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靠笔杆子、枪杆子和嘴皮子来维持权力的运作。笔杆子就是官方媒体，充斥着欺骗和谎言，说到底就是愚民宣传。而枪杆子无非就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军队和警察，为维持权力对社会使用普遍的暴力，而嘴皮子以前是靠告密政治去整肃不忠于权力体系的社会异见者，新时代更多的采用五毛党来导向舆论。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也有点意思，当他们发现五毛党发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政府，而政府工作人员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时候，这让哈佛大学的研究者特别惊讶。

如果一个专制政权的建立，总是利用暴力，欺骗和谎言来达成的，那么要让专制制度维持下去，单纯的依靠暴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能够维持暴力体系的经济基础，这就必须取得对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控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往往被许多人忽视。

要获取经济资源，一方面是依靠权力主导的企业去抢占国家经济的精华，另一方面是通过所谓的改革，去收编或抢夺老百姓的经济利益，甚至是动用权力控制下的军警或者是黑社会直接巧取豪夺，这在吃人的房地产里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不受监督的权力与黑社会是如影相伴。

在那些极权主义国家例如朝鲜和中国的前三十年里，推行的军事共产制，让政府控制了社会上所有的资源，削弱了社会对抗专制政权的力量，整个社会被权力强行绑架，在这种情况下，哪怕社会发展处于极度困境，例如出现大跃进等这样普遍饿死人的事件，政权依然能够维持。不过，由极权社会转向到威权社会（一种允许存在一定社会资源的专制类型），在权力主导官商勾结的社会，腐败横行，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假公济私的挪用维持政权的经济资源，将大大降低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而腐败必然造成黑社会化，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促使专制政权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在暴力系统中，当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不足以维持专制体系的运转，就将导致专制政权的崩溃。

因此，中国社会要避免黑社会，仅是呼吁完善市场经济，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和法治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促成政治体制的转型正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通过媒体的监督，斩断权力与黑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可能真正避免黑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