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冬根父子因偷拍县长走进舆论视野，最终也因为偷拍其他官员被判刑，这难免给人以“误中副车”的即视感，让围观者有些失望。但从法理而言，既然检察机关并未对偷拍县长提起公诉，那么法院就只能审理其他事项。至于被偷拍的县长该如何处理，则又是另一回事。鉴于舆论对之前有关方面给出的简单调查结论并不满意，当地尚需作出进一步澄清。
而回归新闻本身，抛开农民、偷拍、县长收礼等标签，此案也另有看点。比如，为什么官员屡屡因偷拍中招，而偷拍者乐此不疲？对此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找到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若干界限。
先要厘清，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虽说偷拍官员或许可作为一种监督手段，但这并不是一些人以此进行勒索的理由。汪冬根偷拍县长收礼，并未提出个人利益诉求，所以暂未被提起公诉；而其将偷拍原万载县卫生局局长打麻将的视频当做要挟手段，要求魏某为他人办理农医保报销事宜，则以敲诈勒索罪获刑。退一步讲，即便在认定是否勒索上还有争论，但其利用针孔摄像头，也违反了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不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的规定。这需要我们吸取教训。
近年来，从雷政富艳照丑闻曝光到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案发，再到此次汪冬根因偷拍判刑，我们看到了偷拍官员这种监督方式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