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大包大揽会让政府 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公民可以想，政府不能

　　之所以说“公民可以这样想”，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政府可以大包大揽的程度，一意孤行地指望政府包下来，最终必然愿望落空，损害自身利益。这样就要求公民消除对政府的依赖感，充分发挥个人、家庭乃至集体的能动性，根据自身经济能力，借助社会保险来有效解决养老问题。

　　之所以说“政府不能这样想”，其根源在于公民对政府享有的天然权利，无论政府有无能力彻底解决公民的养老问题，都不影响政府必须承担这项基本义务。也就是说，政府有义务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解决公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只能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够，而不应成为政府推卸义务的理由和借口。 李克杰

　　话糙理不糙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就像一个大家长，什么柴米油盐，什么生老病死，统统都在管制范围内，“养老”自然指望的也是政府。现在说政府不包揽，一些人就无法接受了。但从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出发，“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话糙，理却不糙。

　　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不具备新时代的生命力，而国家大包大揽的方式，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也越来越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社会化养老都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养老保险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不管在哪一个发达国家，基本养老金的大头都是由个人账户基金来解决。比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个人一辈子形成的积蓄是老年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占到养老消费的75％以上，而国家的养老安排所提供的资源只占25％左右。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未来的养老保障，既不是家庭全部包办，也不是国家的完全保障，而应该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国家帮助的社会化的保障模式，“必须通过建立终身养老计划和多渠道养老资源组合”。 彭兴庭

　　这话是个不小的陷阱

　　龙先生这番表述，其消极的“陷阱”作用远比其积极的提示作用可怕得多。

　　我们的现有保障更偏向社会中的某些特殊群体，比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白领等。换句话说，目前中国2亿多人参加了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这些人是自我救助能力、抵御养老压力相对较强的群体，最贫困的而且最需要政府保障的低收入群体恰恰还在体系之外。这正是需要政府大力调整保障结构、强化保障覆盖面积的时候，咋能泼冷水？

　　当前政府如果以“负担越来越重”为理由，把养老问题过多地推向社会，那么只能是加剧这种不平等。在教育问题上，“国家财力有限、政府不能全部包揽”的思想，虽然扶植了一批民办高校，有力地补充了教育资源，但随之带来的是“上不起学”的民生困境；在医疗问题上，此思想同样也延伸出“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