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将遭到经济处罚一案再次引出“社会抚养费”的话题。据学者杨支柱估算，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其中大城市将该收入上缴财政，而地方则分配混乱，部分罚款去向成谜。(5月2日中国广播网)

　　何谓“社会抚养费”？国务院世纪初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这样解释，“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目的就是“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这一说法较之此前的“超生罚款”显得文明多了，表面上体现了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抚养费”抚养了计生委、抚养了乡镇财政甚至抚养了某些村官，此言不差。 “社会抚养费”既名不正言不顺，在执行中又存在太多的漏洞，是否该取消？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在经过调研和征求多位人口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联名提出《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得到了网友的大力支持。此次杨支柱、易富贤等著名学者分别从学理上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中论述了该项收费的不合理性，笔者深有同感。当然，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关计划生育国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存是留，或者对征收方案进行改革，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然后再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总之，维持现状肯定是不行的了。

　　但实际执行情况又如何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且不说此说基于的人口负担论是否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