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行龙 如果说“近代中国何以落伍”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谜”已成为中外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应当关注和回答的问题。 去年年底出版的韩毓海教授的专着《五百年来谁着史》，再一次触动了山西各界人士的脑神经。新近第4次印刷的韩着以“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为醒目的封腰广告语更夺人眼球。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核心地位”仍值得商榷，说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倒不为过。题目就这样借过来，改过来了。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历史的命题还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来回答。 古代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中原王朝侧目与注目。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足以证明，山西自远古时代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不仅遍布山西南北各地，而且在绝对数量上来看，全国各地无出其右。传说时代的三位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其首都均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地区。夏商周三代，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唐叔虞在山西，晋国日渐成为黄河流域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至晋文公重耳时期，厉行改革，奖励垦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终成一代晋国霸业。 齐、楚、燕、韩、赵、魏、秦，是为战国七雄，山西占其三。 秦汉时代，首都建在长安(今西安)，晋西南属于河东郡，而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为“天下之中”，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史记》讲到，此地“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牛耕、耧种、铁农具、代田法均引领农业技术之先；水利、冶铜、制铁、盐业等相当活跃；临汾、洪洞的商人已经“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山西对匈奴的商业贸易在北中国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动荡时期。山西在这一分裂、聚合、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核心地带的角色。先是304年匈奴酋长刘渊起兵离石建汉国，不久迁都平阳(今临汾)，继则儿子刘聪打下长安灭西晋，由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所谓“五胡乱华”。398年，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今大同)，取并州，灭后燕。接着南北讨伐，四处征战，东到辽宁，西至河西走廊，南到华北平原的北燕、南燕、西秦、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后凉等政权先后被征服直至灭亡，一百多年来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由此结束，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再后来，北魏宫廷政变，高欢建东魏16年，其子高洋建北齐二十七年，晋阳(今太原)都是北中国实际的政治中心。那时，高欢以丞相身份住居晋阳，并在晋阳兴建大丞相府，留下亲信在首都洛阳治理朝政。北齐在晋阳设有行宫和六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设机构，27年六个皇帝中，就有五位或即位或崩亡于晋阳城。实际上，晋阳就是“别都”，军事上的重要性远在“上都”洛阳之上。 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是隋唐的大统一。在隋末各地起事和防御突厥的过程中，后来奠定大唐基业的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灭隋建唐。隋唐两代，太原以北地区一直是突厥南进和隋唐防御的交战地，其中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时期战事最多。除此以外，汾河漕运、农田水利、制铜冶铁、木构建筑均为山西值得称道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并州治所晋阳在隋唐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代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政治中心，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晋阳，最高长官尚书令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晋阳又是唐朝的发祥地，武则天时期曾定晋阳为北都，这一时期晋阳城由都城、东城与汾河之上的中城三部分组成，商业贸易繁盛可见。 “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又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又一个少数民族沙陀族进入山西。895年，沙陀首领李克用占领山西大部地区后，以太原为中心进爵晋王，建立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的又一个晋国。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开启五代混乱历史。五代时期五个朝代中，就有三个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后唐、后晋、后汉)以太原为根据地，进而夺取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951年，刘崇又在太原建立北汉，这个北汉正是北宋统一全国过程中最后被征服的割据势力。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割据势力往往以晋阳为根据地，渐次坐大而争夺天下的事实，980年，宋太宗亲率大军进攻北汉，火烧水灌晋阳城，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从这个时候开始，太原府又改为并州，治所也由河西移置到河东，新的晋阳城就在现太原迎泽区、杏花岭区一带。北宋统一全国后，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虽然在抵御契丹、抗辽抗金、反元起义中山西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比较战火弥漫烽火连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山西还是一个受战争创伤较轻的地区，也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从古代山西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逢中国历史的分裂割据时代，山西的战略地位就会发光凸现为人注目，而统一稳定之时，也是山西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之时。谭其骧先生探究其原因总结道：“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又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分裂割据时代，不仅是生灵涂炭经济凋敝的时代，同时又是民族冲突与民族交融的时代。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带，这样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金元以降是明清，山西历史开始了新的进程。明清晋商的兴衰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之所以将明初作为山西历史的重要界标，有两个历史现象特别应该值得注意。一是明初山西地区人口数量膨胀进而导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这样“人稠地狭”的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大移民，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山西人口除明末清初短暂的起伏外一路直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总数达到1640万余的历史最高点，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所得1431万余还要多出200万。我们知道，在生产技术水平比较有限的近代社会，对山西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内陆省份而言，一定数量的人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明初山西人口膨胀还引发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晋商的崛起。学界一般认为，山西商人的崛起得益于开中法，而开中法正是在明初正式实施的。所谓开中法就是商人运输粮食供给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商人以盐引，商人再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盐在明代属于专利品，大同、太原又是“九边”重镇，山西商人得天时地利，便捷足先登而发达。应当承认，开中法对晋商的崛起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初山西各地普遍的经商风气实为晋商崛起的社会基础。事实上，除了盐类以外，北方的“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等都是那时晋商大规模经营的行当，而这种勃勃然兴起的经商风气之根源，就是“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谓“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商业活跃的太谷县也是“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大批晋商驰骋南北设号建业。不仅在全中国范围内留下了他们的深痕足迹，而且在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国际贸易”，其诚信立业开拓进取的精神足令朝野上下钦羡叹服。然而，世业常是不敌世运。明清以降，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南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同时也就成为军事、外交、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之前朝野注目的北部边患狼烟转化成为沿海的“坚船利炮”，晋商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斟口应对，山西在这一变局中已经退位。 尽管晋商是明清山西社会最可称道的历史现象，但那个时代，山西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突遭“二百年未遇”之大旱，卖妻鬻子，人相蚕食，鼠狼横行，尸骨遍野，真正的惨不忍睹。灾后全省人口亡失至少三分之一，大面积土地荒芜，商业停滞，文化凋敝，地方财政难以维持，时任巡抚曾国荃惊呼“二十年以后元气可以稍复乎”？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山西开始出现了机器局、火柴局、工艺局、纺织厂等近代工业，由筹借外资开发晋东南矿产而引发的全省各界收回矿权运动直把山西历史带人20世纪的最初十年。1902年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成立，1907年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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