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埔出生的诸多将领，也正是因为厌恶蒋介石拉帮结派这一点，从而投身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林彪正是其中之一，1925年林彪加入共产党，先后任职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之职。

在抗日战争时期，打的日本鬼子节节败退，被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称之为最会打仗的人，日军投降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从最北方一路杀最南端，打败了他的黄埔教官、师兄，甚至把校长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九一三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并未做出任何指示，谁都知道，毛主席最喜欢的就是林彪，他们在一起快50年了。

林彪事情发生之后，警卫前往林彪家中搜查，其中发现一本毛主席私人典藏书籍，警卫员赶紧上报汪东兴，汪东兴找到周总理，两人商议一番，决定还是把这本书还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这本书后，长叹一声并未说话，周总理与汪东兴知道毛主席要考虑事情了，便走了出来，毛主席看见的这本书名字叫：龟虽寿。

毛主席与林彪这么多年，深知林彪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之时，林彪一直病痛折磨在指挥打战，毛主席并没有让林彪停下来，检查病情，他知道即使说了，以林彪好强的性子也是不会停下来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林彪病情再也压制不住，于是在毛主席提议之下，林彪乘专机前往苏联疗养了一段时间，回国后林彪第一时间见到了阔别已经的毛主席，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毛主席看着林彪蜡黄的脸，瘦弱的身体，眼圈都红了。

此后林彪前往大连继续疗养，毛主席时常问候林彪身体，其中一次毛主席在林彪的回信中说道：“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我现在抄写下来汇编成书，希你没空读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林彪遇难之后，这本毛主席亲手所写的龟虽寿，也重新物归原主了，睹物思人何其悲伤。XLW

大家都知道，林彪帐下有“四大金刚”，都对他忠心耿耿，咱之前介绍过黄永胜、邱会作和李作鹏了，今天再来说说最后一位：吴法宪。

吴法宪是江西永丰县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一直做政委工作。据当年吴法宪的部下回忆，吴法宪这个人非常和蔼，在下属面前从来不摆架子，自己的任何东西，只要下属需要，就绝不会吝惜，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好领导。

比如在1935年，吴法宪分到了一条毛毯，但他自己从来没用过一次，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给战士们搭个屋顶，免得战士们被露水打湿。因此，凡是跟过吴法宪的人，都对他非常感激。吴法宪去世后，还有很多当年的老部下不远千里地赶来为他送行。

至于吴法宪为什么成了“罪人”，自然是起源于林彪对他的提拔。

本来以吴法宪的资历和能力，是不可能当上空军司令的，但林彪为了加强空军的控制，就任命他掌控空军。吴法宪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就对妻子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当然，吴法宪在本性上还是挺正派的，只要不是林彪特意点名，他就会尽量保全那个人，比如张爱萍。

“文革”时期，张爱萍受到牵连，有人搜到了他跟妻子的一封信，就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污蔑张爱萍。报告送到吴法宪这里的时候，吴法宪批示道：“这样解释，根据是什么？”

1971年林彪事件后，吴法宪作为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跟邱会作、李作鹏一样，吴法宪对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丝毫没有隐瞒，还惭愧地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我的罪太大了，只要不杀我的头就行了。”

鉴于他认错态度好，而且有战功，再加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在入狱7个月后，中央就安排他“保外就医”，在山东济南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安享晚年。

客栈在济南生活多年，对吴法宪的事也略有耳闻，据当年吴法宪的邻居们回忆，这位老人非常和善，经常带着个小马扎，在小区里跟人聊天，跟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丝毫都看不出这是当年显赫一时的空军司令。只是偶尔有军区的车来找他，大家才隐约知道，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

吴法宪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结构严谨，气度雄浑，尤其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香港有人曾以两万美金求购。

但吴法宪并没有对此沾沾自喜，而是自嘲地说：“人家不是要我的字，而是要我的名，我是臭名远扬。”

因吴法宪特殊的身份，中央规定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有人去问他“文革”中的一些事时，他都推说自己耳聋，听不见，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但他听到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的时候，却立刻瞪起眼来，反驳说：“说林彪不会打仗的人，他自己才不会打仗！”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病逝，享年90虚岁。

在吴老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吴法宪当年的老部下，也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还有很多跟吴法宪素不相识的人，也都来为他送行。从吴老的家到火葬场，沿途跟了一百多辆车，足足有上千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

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动情地说：“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

邱会作是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元老，他从红军时代起便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从1960年到1971年，他是解放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李作鹏一起被捕，此四人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

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中共定都瑞金后，邱会作进红军学校学习马列理论、战斗条例、天文地理、数学和财务原理。他认为接触这些全新的文化，是一次启蒙教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供给部，从此走上漫长的后勤工作之路。他最初担任机要统计员，统计全军人员、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除了部长杨至诚和政委叶季壮外，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机密。

长征前夕，除了差点丢命的那幕惊险外，他奉周恩来命令完成了一项机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