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十字路口：供销商校毕业时的去向
1991年，我终于跳出了农门，考上了陕西省供销商业学校，从一个农村娃变成了一个国家干部。
9月份里的一天午后，我来到位于西安市陵园路（后来改为含光路）南端8号的省供销商业学校报到。
学校在西安中国画院后面的一条深巷子里，不熟悉地形的人是找不到的。学校旁边原来有一条防洪渠，还有大片的庄稼地，有小道可以到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后来由于城市改造，这些地方发生巨变，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背着背包的我，大汗淋漓，来到教学楼一楼大厅，大厅里有接待新生的老师和上一级的师兄师姐，这些师兄师姐大多是学生会的干部。一个师姐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是财会9108班的。一个年轻靓丽的女教师说我是她们班的。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财会八班的班主任王菁老师，也是刚刚大学毕业走上教学岗位的。
我们那一年入学的新生有三个班，财会专业两个班，分别是财会八班、九班，另外一个是物价专业，当时叫物价二班。那时候，正是整个国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物价部门差一点从政府部门的序列里消失，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物价专业的名称变了，是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改称物价财会专业。
当时，学校里的文学活动比较活跃，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可能是叫绿岛什么的，具体我记不清了。我们班里绰号叫“王作家”的王永红，西府那边扶风县人，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是他的伯父，王永红在学校文学圈子里名气很大，他当时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同学们很羡慕他，他当过文学社社长，文学社有散文组，小说组，诗歌组，编辑有我们班的叶敏，丹凤人，家在丹凤师范学校，后来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担任了中共丹凤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另外还有一个叫克寒秋的女孩，家在宝鸡师范学院，他的父亲是师院的教员。
我记得，在刚到供销商业学校的时候，父亲到学校去过，当时正是吃早点时间，我正在吃油条喝稀饭，我问父亲吃不吃，父亲摇头说他吃过了。我后来回到蒲城老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回来时说他到学校的感受，父亲很高兴，说我到商校上学，他的心思终于了了。我晓得，在我补习的日子里，父亲一直为我操着心，村里人常说一个儿女一条心，父母亲为了自己的子女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也在所不惜。
1993年，我们要毕业了。供销商业学校在我们毕业之后就把名字变了，改为陕西省商贸学校。从那一年开始，就实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毕业生可以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也可以选择学生。那一年，我们班大荔羌白的乔明芳留在西安，陕北佳县的闫勇在阎良的一家建筑单位，临潼的王喜军被耀县水泥厂录用，因为是西安娃志愿到铜川去，王喜军还受到学校的表彰奖励；富平的贾永顺分到建行系统，韩城的王军招聘到了渭南的神火锅炉厂，等等。
在先一年，父亲就给在中国煤田地质总局工作的叔父去信说，大中专学生分配市场化了，看煤田地质系统有没有合适单位要人。大概在当年4月份，叔父来信说，接收单位已经联系好了，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南方，江苏省煤田地质局同意接受我，江苏局在长江南岸的常州市，不在南京；另一条就是留在陕西，铜川的194煤田地质勘探队和渭南的139煤田地质勘探队都可以去。
在这即将走向社会的人生十字路口，我的选择出现了偏差。事实证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是青春年少的我心气太高，选择了去南方，当时的地质勘探单位处在发展史上的低谷时期，全国各地的地勘单位都是如此，我到江苏局报到后被分到该局下属的江苏省煤田地质机械厂财务科干出纳。经济效益不好，工人们都说机械厂的工资是全市最低价。当地的物价高，要在那里结婚成家需要花费一大笔钱。大约在三年后的1996年2月份调回陕西，被分到韩城的131煤田地质勘探队。此后的二十多年我一直在队上工作，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韩城人。
生存的困惑：低谷时期的煤田（炭）地质事业
一曲《勘探队员之歌》整整传唱了半个世纪，它鼓舞了几代年轻人走上了为新中国探宝找矿的艰辛路，它以激昂、优美的旋律激励着几代地质人为祖国献身。在他们的背后，崛起了的一座座矿山、城市，就是为地质人立下的丰碑。建国以来，虽然祖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煤田地质勘探人的工作却依然与高山为伴，与河水同行，与密林为伍，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战酷暑、斗严寒，说不尽的酸甜苦辣……然而正是煤田地质勘探这一艰苦的职业，锤炼了煤田地勘人的坚强意志和“以苦为伴、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高尚品格。老一辈地质队员为国家勘探地下宝藏献出了青春和热血。他们走了，自己的儿女也陆续进了勘探队，老一辈地质队员为了勘探事业献了青春献子孙，付出的可谓多矣！
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煤矿开始关井压产，煤田地质勘探计划任务骤减，投资也随之减少，连续十余年地勘任务是少至又少，迫使勘探队不得不在困境中寻求生存之路。此时的地质勘探队，人员富余，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低谷期，原先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令领导最头疼的是如何安置职工，几百号人的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牵扯到队伍的稳定。勘探队开始出现地质人才流失，许多人不得已下海经商去了，有的卖粮油，有的卖香烟等小百货，等等。经济条件的恶化，进一步导致勘探队出现了一系列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了家的地质队员出现离婚，没成家的找对象比登天还难。就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附近煤矿上的一个好心人给我们队上的一个青年职工介绍对象，女方在地方上的纺织厂上三班倒，父亲是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矿工，从进煤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掏煤，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掏到退休。好心的介绍人就到这女方家去提亲，话刚开口，女方的父母就问男娃是哪个单位的。介绍人老实，不会日鬼编圈，就实话实说，说男娃是勘探队的。女方的父母一听说是勘探队的，就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介绍人，说介绍人是不是发高烧昏了头，怎么能给自己的女子介绍勘探队的男娃呢，并再三表态说勘探队的男娃免谈，那里的男娃挣不下钱简直就是穷鬼，一年四季还忙球的不落家。勘探队的青年工人在当时找对象难是普遍现象。当时在其他勘探队还设置“红娘奖”，对说媒有功的予以物质奖励。还有一件事，我们队上的一个姓张的职工结了婚又离了，为了照顾孩子从钻机回到队部在三产企业上班。队上聘请的一个三产企业副厂长就问这个职工，说张师，你屋里几口人。张师回答说他屋里是两口人。那个副厂长觉得奇怪，就继续问道，是不是没娃。张师说他有一个男娃。副厂长说有娃就应该是三口人怎么会是两口人呢。张师叹气，说是一言难尽，过去的婆娘嫌自己穷挣不下钱就把婚离了，跟上别的男人过活去了。副厂长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揭某个人历史上的疮疤，而是想说明低谷时期勘探队经营的艰辛和地质队员所处的窘境，满肚子的顽缠给谁说。
当时，唱得最响的一句话就是“二次创业”，勘探队主业没任务，就动脑子纷纷创办三产企业在社会上搞创收，以达到安置职工稳定队伍的目的。这对当时的勘探队领导来说，的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市场经济谁都没有经历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以后来三产企业创办的成与败来评价时任领导的功与过。
131队在创办印刷包装厂之后，从1996年开始陆续创办了油脂、饲料、养殖“一条龙”的三产企业。钱没挣下却锻炼了人，职工们开始有了市场经济意识，在地质市场好转之后，各勘探队的三产企业陆续关闭，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地勘主业上来，近年来还提出了“探采一体化”的新理念，地质勘探市场最终是越来越小，不发展矿产开采等地质延伸产业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连最基层的钻探工也常常这样说。
五柳树下：在薛峰水库文学创作的那四年
记得在1997年我得了一场大病，是差点要命的病。从1998年初开始，病后初愈的我，得到队上领导的照顾，被安排到饲料厂做核算员，一干就是十年，一直到2007年10月份调到队部工会上班。
在2004年3月份，我与同事刘武伟同志去了一趟华阴，购买鱼苗。当时，在薛峰水库养鱼的一个客户由于经营、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没有经济能力偿还饲料款。队上领导决定对鱼池进行监管。我于当年4月份到薛峰水库监管养鱼，直到2007年10月，期间连皮带毛算是四年。
薛峰水库在韩城西四十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是修身养性、进行文学创作的佳境。在薛峰水库的四年间，我潜心文学创作，研读史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作读书。我的长篇小说《关中英雄传（之辛亥风云）》、《黄土地挽歌》就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我记得创作20余万字的《黄土地挽歌》前后只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我结识了许多乡村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朋友，当时薛峰乡的纪委书记毋晓维，现在是市审计局局长；乡上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程德荣，市西北林源乡人，与队上总务科长卜仲民是同学；乡政府看门的老王，与队上退休职工王友贤是亲家；此外，还有薛峰村党支部书记牛宗玉，牛家桥村民小组组长牛二旺，还有从信用社退休的牛宗发，村民牛少波、牛俊发、牛广发，等等。我的这些朋友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在我的笔下甚至还有他们的影子。
追溯我对文学的爱好，还要从学生时代说起。记得很早以前学过的语文课文有著名作家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老杨同志》，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新中国第一代军旅作家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曾经从事过教育事业的母亲说，那些都是她在学生时代学过的老课文，小说中的人物许多都有绰号。那时候的我就觉得赵树理、柳青、杜鹏程这些人不一般，文章写得好，语言也很精彩，咱啥时候也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即使是一篇像样的作文也算数。
记得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是写了解放初农村的一些事，课文的一些精彩片段，我至今还记得：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人的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