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清晨六时我和妻子小侠收拾行装出发了，我们要回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教场村。
我们的家在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在铜川北关车站乘上发往玉华宫的客车，我的心情就像空中的和平鸽一样向着远方飞去。车子驶过金锁关，我立刻感到了一丝清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77年6月1日，我和郑景奎、刘福贵、苗志锦、白金红、吴彦胜、李群山、肖东平、吴培义九个知青从铜川市郊区，来到延安地区宜君县焦坪公社寺坪大队教场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当时延安地区最南端的一个县（现在已划归铜川市）。
这金锁关是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与陕北黄土高原分界的一个交通要道。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时，由延安南下途经金锁关时赋诗一首《金锁关》：“忆自延安别，南来路不平。洛河铁甲守，金锁黯云横。箕豆何相迫，风波未可行。昔人哀鹬蚌，毋使后哀今。”《同官县志》（清朝版本）中记述金锁关：“在县北三十里，关有神水峡，高山夹峰，绝壁千尺。水流汹涌，响震山谷，实为榆塞秦关襟喉要地，东北通榆林，西北通宁夏甘肃”。
8点30分，我和小侠在西马武村下车，丁字路口开商店的马岁玲闻知我们是知青要回教场村后十分热情，她说，这几年，经常有北京知青回队看望的。她让侄女饶艳红放下手里的活计，开小车送我们。艳红边开车边给我们介绍：“过去要去教场村，是土路，坑坑洼洼，还得下山沟，崎岖难行，不要说行车了，人走都十分费劲呢，现在好了，国家实施村村通工程，你们教场村也通了混凝土公路，看多方便。”是呀，过去步行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路，说话间十几分钟，便到了教场村。
这是教场村吗，是的，是教场新农村。在艳红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队长刘永刚大哥家，刘永刚队长和嫂子、儿子、儿媳都迎出门来，握住我和小侠的手，我和刘队长拥抱在一起，我激动地流出了热泪，我1978年12月招工离开教场村后，一直与刘永刚队长和乡亲们保持着联系，刘队长也十分高兴：“卫国呀，你说时间快不快，真是弹指一挥间呀，今天是6月2日，你们九个知青来咱队插队整四十一年了，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呀！”乡亲们听说当年的知青回来了，都高兴的聚拢来，一起拉家常。看着乡亲们这砖瓦结构、砖混结构的新房子，我和小侠心里也非常高兴。
我插队下乡的生产队教场村就在金锁关北边的北高山上，属于西部子午岭山地区，海拔在1700米，山势雄伟，河谷深切，主脊地带梢林灌丛茂密。西安至黄陵高速公路G65的蒿庄梁隧道就在我们教场村这道北高山的下面穿过。今天刚好是晴天，站在教场村的山梁上四周眺望，天空湛蓝，百十里一望无际，尽收眼底。北高山的东面与宜君哭泉梁相接，西边与凤凰山相接，山南边是石川河水系的漆水河，山北边是洛河水系，教场村就是沿着这山的北坡铺开，一直往下，就是洛河支流西河。
我给刘永刚队长的礼品是一套我参与编纂《铜川矿务局志》系列丛书。1977年下乡时我十七岁，刘队长当年对我鼓励鞭策，苦口婆心地劝说，告诫我千万不要丢下书本，给我指出发言稿里的错别字,我永远忘不了。刘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卫国，你给村里送这套铜川矿务局发展史，真正是比金子还贵重，乡亲们知道你心里有咱们教场村，没有忘记教场村！”刘永刚队长今年有六十六岁，身体精干硬朗利落，头脑聪明，年轻时爱搞农业试验，掌握林果技术，在教场村周围十里八村是响当当的人物呢。刘队长的父亲是师范毕业，被错划为右派，一家人从商洛下放到教场村，后来刘队长的大弟弟永康考上延安卫校，毕业后在宜君县医院工作，经常回农村给乡亲们巡诊治病，刘队长还有个弟弟考上师范学院，成为教师，刘队长的儿女都给他争气，有的在外干工，有的在家务农，刘队长和嫂子是儿孙满堂。
9点30分，刘永刚队长带领我和小侠看望我们教场村的另一位生产队长辛振祥，辛队长今年有七十多岁，人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辛队长给我爱人小侠介绍他1977年怎么领着我，背着行李步行八十里去参加修建宜君县西河水库的事； 介绍1977年秋天，他怎么与刘队长一起领着教场村的乡亲们参加宜君县，在西包公路沿线山坡和山节岭集中劳力展开的大会战，挖反坡水平沟育林带，为来年造林整地，打基础的事。
教场村是由教场和岭岭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庄，1978年，教场全村有15户96口人。今年有25户118口人。1977年我插队时，村里没有通电，照明靠点煤油灯，磨面靠柴油发动机作动力。村上村下的路只能依靠牛拉架子车运庄稼。
刘队长和辛队长给我介绍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教场村的乡亲们赶上了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