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煤勾结导致的矿难频发和由治理官煤勾结而形成的利益博弈，构成了2005年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而在这个话题里面，实际上隐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
8月下旬不到10天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发布，严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之前撤出在煤矿的投资。2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宣布，为打击“官煤勾结”，总局修订颁发了安监执法人员9条纪律。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问题，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要在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资。对逾期没有如实登记撤出投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采取其他手段继续投资入股办矿的人员，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最后的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之为“最后通牒”。
这里我们先不去关注这些措施执行的情况如何，也先不去讨论其取得的实际效果怎样。我们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转折点前后的某些鲜明对照，以及在这些对照中折射的社会治理模式问题，从中也许我们能更清楚现在面临的问题之所在。这个鲜明对照，就是许多政府部门在此前的无所作为和此后“雷厉风行”的运动式治理。
近几年，频发的矿难开始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底，我国共发生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１８８起，平均４到７天一起。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间，我国共有５２８６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2005 年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就达到2672人，同比上升了3.3%，其中特大事故死亡704人，上升114.6%。横向比较，２００３年世界煤炭产量约５０亿吨，我国煤炭产量为１６．７亿吨，约占全球的３５％；全球
